《西部学刊杂志》2014年第八期

一、家庭教育行动研究的引入

1.行动研究在教育实践中的运用长期以来，“行动”与“研究”被分割成两个活动领域，前者指实际工作者的实践活动，后者指受到专门训练的研究者的专业探讨活动，分别由不同的人所从事的不同性质的活动，二者关系不大。[2]但将“行动”与“研究”做了一次完美整合的手术是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勒温(Lewin.L，1944)，他最早提出“行动研究”一词，并构建了行动研究的基本理念。不过，同期的社会工作者约翰?柯利尔()宣称在自己的研究中已经采用了“行动研究”的方法并先使用了“行动研究”这一术语。之后，勒温的这种行动研究的模式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前院长考瑞等人的认同。于是，考瑞在第一次系统地将行动研究定义到教育中，使行动研究法很快影响到教育实践。他提出有效的“校本行动研究”必须具备“个别或集体地采取积极态度”、“问题公开”、“创造性思考”、“勇敢地加以试验”、“合作的教师群体”、“重视收集资料”六个条件。[3]20世纪70年代之后，行动研究在美国流行起来，且得到埃里奥特(Elliott)、埃伯特、凯米斯和麦克纳等学者的支持，行动研究的内涵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其中，凯米斯关于“行动研究”的定义得到学界认可，即“行动研究是由社会情境(包括教育情境)的参加者担任进行的一种自我反思的研究方式，其目的在于提高下列几方面的合理性和正当性:(a)他们自己的社会实践或教育实践，(b)他们对这些实践的认识，和(c)施行这些实践的所在情境”。[4]近年来，中国教育学者普遍认为行动研究是一种以教育实践工作者为主体进行的研究，它以研究自己实践中的问题，改进教育实践为本质。[4]它是教师发展的有效途径，是行动研究在教育领域中的价值集中体现。

2.行动研究引入家庭教育的可能(1)父母是家庭教育天然的行动研究者如果说行动研究只是让学校教育、教师发生了角色转变，那是因为教师是必然的“教育者”，必须承担教书育人的天职，所以行动研究如此为教师“授权”并承认教师的日常思考具有“研究”的资格。那么，家庭教育的实施者--父母，是否也可以采用行动研究的方式，去关注自己的教育实践，采取比较随意的、自由的、平民化的研究方式，使其家庭教育行为上升为“研究”的高度呢?笔者认为，作为一种理论或一种方法，行动研究应该能够适用于各种教育实践领域，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都可以用行动研究方法来进行。将行动研究方法实施到家庭教育中去，既能体现理论的生命力和价值，也能夯实家庭教育研究本身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家庭教育作为目前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徘徊于科学与经验、理性与感性交织的模糊地带。有人直接将家庭教育视为“早期教育”的重要阵地进行研究，使用的理论基础是成熟理论、心理动力论、认知发展论、人本心理学，侧重的是早期智力培养。[6]也有人将家庭教育视为一门学科，但大多从社会学的角度，关注家庭的功能、家庭的亲子关系、健康保健等等方面。[7]学界尚未将“父母”这一关键人物纳入家庭教育的研究者范畴，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父母亟需专家的指导”，专家悻悻然地成为父母的教育者、指导者，家庭教育的研究者。而根据凯米斯的“行动研究”定义，父母完全符合行动研究所有合理性与正当性条件，即他们有自己的社会实践和教育实践，对实践有认识，实施实践的所在情境。(2)新媒体为家庭教育的行动研究提供最佳的平台新媒体改变生活，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等诸多领域。所谓新媒体，是指在传统媒体发展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的新的媒体形态。随着互联网、手机的普及和Web2.0、3G技术的推进，新媒体成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新媒体传播因其传播方式的高度自主性、广泛参与性、去中心化的互动性等特点，使广大民众参与到信息的制作和传播过程中，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虚拟生活方式。家庭教育行动研究可以在新媒体下实现。首先，新媒体满足了考瑞提出的行动研究六个条件，“父母或集体地采取积极态度”、“家庭教育问题公开”、“创造性思考”、“勇敢地加以试验”、“稳定的父母群体”、“重视收集资料”。新媒体所提供的平台为实现这六个条件成为可能和必然。其次，符合“行动研究”的关键性特征，勒温曾预言了现代行动研究法的三种重要特征:其参与性，其民主的推动力，和同时对社会科学和社会变革作出贡献。刘良华则提出“参与、改进、合作、系统”的特征。从条件到特征的符合，让家庭教育行动研究寻找到了最佳的实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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