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的佛教在宋代，中国两北部地区出现了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封建工朝，自称大夏国(1038—1227)，因其位于宋朝的西部，史称西夏。两夏前后共历十个皇帝．享国190年。前期与北宋、辽对峙，后期与南宋、金鼎足，邻近还有回鹘、吐蕃政权，使各王朝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微妙。西夏首都兴庆府(后改名中兴府，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主体民族是党项羌。西夏是一个多种宗教流行的国度。党项人奉行自然崇拜和鬼神信仰，巫术流行。西夏建国前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佛教遂成为西夏最主要的宗教，同时也有道教流传，形成以佛教为主，佛教与道教、原始宗教并存的局面。西夏文“佛”字的构成是左部为“人”，右部三横，以一竖贯穿。西夏文韵书《文海宝韵》解释其构造为“人贯三界”。其构思可能受汉字“王”的传统解释“一贯_：=为工”的影响JlI。《文海宝韵》对“佛”的释义为“佛者梵语也，番语(两夏语)觉之谓，指教有情者是也。”㈦《文海宝韵》是两夏皇帝作序的政府官修(上)史金波影响。佛教在党项族中流行有适宜的土壤。党项族存7世纪中期以后20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长途迁徙，唐末安史之乱的动荡，藩镇割据的战乱．加上本民族上层统治者的压迫剥削，人民生活十分痛苦。他们渴望安定的生活．向往美好的未来．他们找不到解脱苦难的出路。佛教关于人生苦、空、无常的基本说教引书。两夏官修志书《圣寺义海》“人起了人们的共鸣。佛教冈果报应的立成名”中“上合佛法”条：“上与诸佛、圣贤品行气性顺合”131。四夏官修书中对“佛”和“佛法”的阐释表明西夏政府对佛教的尊崇。一、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两夏所在的河西、陇右地区，早就居住着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这里是中国佛教信仰很早的地区．一凉、魏经隋、唐，佛教在这一地区已经流jj了六七百年．对迁徙到这一地【j{=来的党项族．有着潜移默化和直接继承的关系。党项族周围的民族多已信仰佛教，处于汉、契丹、回鹘、吐蕃几个信仰佛教民族中问的党项族．比较快地接受了佛教的2005第8期总第252期．以音．34理论，以及经过信佛行善可以解脱轮网、往生极乐世界的说教．为在现实生活中饱受煎熬的劳动人民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西夏统治者率先接受并大力提倡佛教．佛教被当作精神统治的重要：支=柱之一．迅速地传播和发展开来。西夏最早的佛事活动记载是宋景德四年(1007)。当时党项族首领、夏州节度使、西平工德明的母亲罔氏下葬时，德明要求到宋朝北部佛教中心五台1lJ修供f‘寺(唐以后五台山有大寺十所)，并派致祭使护送供物到五台山。可见当时佛教已成为党项王室的重要信仰了。德明时期相对稳定的局势为求褂潮。_6≯嬲j— i㈡黜删M一2％… lileVoicc t)f、I)hal’111{1 iI；1佛教文史35取大藏经的佛事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宋天圣八年十二月(1031)，德明派使臣去宋朝，求赐佛经一藏。宋朝答应了这一请求【4I。西夏第一代皇帝元昊在佛教的发展方面更有重要建树，他通晓“浮图学”(即佛学)，在继承王位后的第i年，即宋景祷元年十二月(1035)，又向宋求赐佛经一藏I5I。宋宝元元年(1038)元吴又向宋朝提出希望派使臣到五台山供佛i6I。元昊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立冈称帝的前夕，仍与宋朝保持着佛教的往米。在元昊立国之初，就广泛搜集佛舍利，建佛舍利塔。明《嘉靖宁夏新志》记录了《大夏国葬舍利碑铭》。铭文尾题年款“大庆j三年八月十日建”171，知为西夏正式建国(1038)前两个月所立。碑铭记录了为葬舍利而兴建佛塔盛况|8I。这是目前所知两夏最早的重要佛教碑铭。《碑铭》中提到贡献舍利的有“东土名流，西大达士”．这可能指中原人和印度人。安放舍利时用银椁、金棺、铁匣、石匮，下通地下泉水，上覆连云宝塔，可见佛事的铺张、建筑的豪华。这是西夏建塔最早的记载。要在一般不懂得汉语的党项族群众中发展佛教，只有汉文佛经而没有党项族自己民族文字的佛久．大规模翻译佛经的事业就开始了．这就为佛教在西夏境内进一步反映出西夏初期大力修盖寺庙、佛塔的情景。寺庙修成后，其中也贮流传、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藏宋朝所赐大藏经，并延请回鹘僧元昊时期曾下令以每一季第一个月的朔日(初一)为“圣节”，让官民礼佛。这种用行政命令扶植佛教的作法，把佛教推上了更高的地位。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元吴又兴建规模宏大的高台寺：“于登座演经．没藏氏本人和小皇帝谅祚有时还来听讲。在承天寺建成的当年(1055)，没藏氏派遣使臣到宋朝，又得到宋朝一部大藏经【12I。没藏氏死后．毅宗时又先后两次自宋朝得到两部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大藏经。与此同时，西夏也向辽进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191寺庙和其中的佛像都很高大宏伟．显示了西夏佛寺的规模和西夏佛事的铺张。寺内存贮宋朝所赐大藏经，并且请回鹘僧人演绎经文，翻译成西夏文。显然此次建寺和贮藏汉文佛经、翻译西夏文佛经有直接关系。西夏第二代皇帝毅宗谅祚幼年继位，母后没藏氏专权。这个曾经一度出家为尼的皇太后十分好佛。在她执政的第三年，即天袼垂圣元年(1050)，开始兴建著名的承天寺，历时近六年于西夏福圣承道三年(1055)建成。据记载：“因中国所赐大藏经，役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10l当时所作《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碣铭》描绘了兴建承天寺和瘗藏顶骨舍利的情经是难以为继的。西夏文字创造不景…1。其中“大崇精舍，中立浮图”贡回鹘僧、金佛、《梵觉经》。当时回鹘一部分地区为西夏所有．回鹘僧人不仅用来为西夏演经、译经．还用来作为友好往来的“礼品”送往他国。惠宗秉常和崇宗乾顺在位前期，都是母后专权。惠宗之母梁氏是崇宗之母梁氏的姑母。她们都是大力推崇佛教的统治者。惠宗时，第六次向宋朝求赐大藏经。当时作为佛教圣地的莫高窟、榆林窟也已留下了西夏佛教信徒的足迹。莫高窟有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西夏文题记。据榆林窟十六窟题款记载，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阿育王寺僧人惠聪等人，曾修弥勒大像。至少在此时已经刻印汉文佛经，黑水城(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所出汉文刻本佛经中有“天赐礼盛国庆五年岁次癸丑八月壬申朔陆文政施”的题款。乾顺天桔民安四年(1093)，由皇帝、皇太后发愿，动用了大量人掖县西南首浚山下夜望有光，掘得古佛三身，皆卧像，献于乾顺。乾顺遂于贞观三年(1103)在甘州建宏仁寺，即后来的卧佛寺1161。显然．两种说法在时间、人物、情节上都有差异。但两说都认为甘州卧佛寺是在乾顺时期兴建的。这一寺庙规模宏大．寺内的卧佛身躯伟岸，为河西所仅见。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一朝50多年中，佛教比前代有了新的发展，其影响进一步扩大。这一阶段突出的佛事活动有两项：一是西夏文佛经的校勘．二是刻经和施经。西夏的刻版印刷事业逐步发展起来，当时政府设刻字司专主刻印，为佛经的大量刻印和广泛流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所见文献看．仁孝一朝多次印施佛经，每次所印佛经很多。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后的一篇汉文发愿文中记载了乾柘二十年(1189)九月，在大度民寺作一大法会，散施西夏文、汉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十万卷，汉文《金刚普贤行愿经》、《观音经》各五万卷，作各种法事长达十昼夜。会上散发二十万卷佛经，充分反映了仁孝时期佛教的高度发展。仁孝死后，他的儿子桓宗纯相继位。罗太后发愿令人抄写全部西2005年第8期总第252期．硅音．36夏文大藏经．记载这一活动的是《佛说宝雨经》上的一方木刻押捺题款。西夏晚期的佛教虽受到朝代频繁更迭和战乱破坏的影响．但有佛教信仰传统的西夏皇室在艰难喘息之间．还广兴佛事，企图仰赖佛的保佑以挽救必败的颓局。西夏光定四年(1214)，神宗遵项在内外交困、国力衰微之际，以皇帝的名义缮写金泥字《金光明最胜王经》，用优质的绀色纸，书以精美的金泥西夏文字。保存在西安市的一部分残页，虽已历时七百余年，却仍然色泽鲜艳。此经末附一篇重要的御制发愿文，发愿文追述了西夏早期已将《金光明最胜王经》译为西夏文，中间仁宗时又行校勘，至此时仍然认为在旧的译文中还有“或与圣意违．或词义不明”的缺陷，于是又重开译场，进行校译，同时还“新译疏义”。在西夏后期，佛教曾进一步传播。至晚期受战乱影响，有衰落的趋势。二、翻译校勘佛经西夏佛教发展最富影响的奠过于用西夏文翻译汉文佛经。用西夏文翻译佛经，始于元吴时期。当时西夏已向宋朝求到两部汉文大藏经，为西夏译经准备了译经的汉文底本。在开始译经的前两年。创制了西夏文，这样就可以使翻译佛经变为现实。就在元昊称帝当年，已开始将汉文佛经译成西夏文。当时的译经主持人是国师白法信。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记有：“夏国风帝新起兴礼式德，戊寅年中，国师白法信及后禀德岁臣智光等．先后三十二人为头，令依蕃译。”117]“风帝”即指元昊，“戊寅年”为元吴称帝的1038年。此时，宋朝刻印完毕的大藏经只有《开宝藏》一种，其他几种私刻大藏经均未印成。由此可知，两夏把佛经译为西夏文的底本当是《开宝藏》无疑。国家图书馆所藏一幅珍贵的西夏译经图描绘了西夏惠宗时期译经的真实情况。上部正中的高僧为“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即译场主译人，跏趺而坐，正在讲解经文。旁列十六人为“助译者”，其中八位僧人分别有党项或汉族人名题款，后排世俗官员八人。图中绘西夏惠宗秉常和母梁氏皇太后亲临译场的坐像，展示西夏时期译经的生动情景【usl。西夏前四朝译经共完成3579卷。其后虽然有所增译，但大都属于零星补充性的工作。仁宗仁孝时期采取了佛儒并重的政策，推动佛教进一步发展，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佛经校勘。《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在叙述了西夏译经的情况后，接着提到了西夏校经的史实：“后奉护城皇帝敕，与南、北经再校。”护城皇帝即仁宗。“南经”当指西夏之前的宋本，即《开宝藏》。西夏以北的辽、金先后刻印了汉文大藏经，一为《契丹藏》，一为《赵城藏》，此时均先后完工，所以“北经”应是辽、金的《契丹藏》或《赵城藏》。传世西夏文佛经中，在卷首明确记载进行过校勘的，绝大多数是仁宗时所校。西夏境内，西夏文、藏文、汉文、回鹘文四种文字的佛经同时流传。目前已发现西夏文佛经约四百种左右。现在所说的西夏文大藏经，西夏时期被称作“蕃大藏经”。它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土西夏文佛经数千卷，它们被收藏于国内外各有关单位。西夏的汉文佛经，留存至今的有《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多种。此外，传世的还有西夏僧人纂集的《密咒圆因往生集》。又有西夏i藏金总持译的《法大乘义决定经》三卷，目录见《至元法宝勘同录》，证明元朝有汉译本流传。两夏文佛经还有一部分译自藏文的藏传佛教经典¨91。俄藏中有藏文写本如《大般若波罗密多经》、《辩法法性论》等㈣。藏文的刻本也陆续有所发现，其中有梵…㈣{*一”，H，～’。t…。一#。p1 ilcVoicc of【)hat+fna|佛教文史j37夹装《般若经》封面残页，有蝴蝶装《顶髻尊胜佛母陀罗尼功德依经摄略》等f2lJ。西夏时期还有不少藏文佛经转译成汉文，使汉族信徒也便于受持。这样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对后世藏传佛教进一步向中原地区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西夏黑水城还出土有一种特殊的手写本西夏文佛经，其中每一个西夏字都用藏文为之注音。这种佛经仅发现有数纸，为俄国科兹洛夫和英人斯坦因自黑水城遗址掘获阎。这种注音形式便于懂藏文的人学习、诵读西夏文佛经，表明了西夏党项文化和藏族文化的互动。西夏文佛经中个别的还可能直接译自梵文。北京房山云居寺所藏石刻佛经中，有一种西夏时期翻译、明朝镌刻的藏汉合壁的《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首列题款二十二行，其中有“梵译”者、“亲执梵本正义”者，此经的翻译底本可能是梵文原本[引。在黑水城和敦煌出土的文献中都有少量的回鹘文佛经，其中多未记明时问。但从当时回鹘在西夏社会的具体状况和文献发现地点分析，其中可能有西夏时期的回鹘文佛经。在敦煌石窟北区发现的一千余枚回鹘文木活字，也应是西夏时期用来印刷回鹘文佛经的实物。三、佛教政策和管理机构西夏佛教政策与西夏佛教制度有极密切的关系。为了加强统治．西夏王朝大力提倡儒学和佛教．使之成为西夏社会思想的两大精神支柱。西夏佛教发展的一大特点是皇室的直接参与。不少重要佛事活动以皇帝、皇太后的名义实施。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夏皇帝、皇太后御制的或大臣奉敕撰写的碑铭、发愿文、佛经序等有很多。此外，西夏皇帝还仿唐宋诸帝，御制西夏文《新译三藏圣教序》㈣。一个朝代有这样多的皇帝、皇太后所作佛经序和发愿文．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由于西夏朝廷的倡导，在西夏境内形成了上下崇佛、寺庙林立、僧人众多、信徒广布的局面。不难想见西夏王朝有意识地大力推行佛教的总政策。西夏政府为发展佛教，在很多方面对佛教实行加意保护和优容照顾的政策，这在西夏成文法中有明确的规定。西夏王朝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条文有：“诸人佛像、神帐、道教像、天尊、夫子影殿等不准盗损灭毁。若违律时，造意徒六年，从犯徒三年。”[251西夏政府以法律手段保护佛教、道教和儒学，其刑罚之严由此可见。其中把保护佛像置于首位。此条中又规定：“若非损坏．盗而供养者，则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盗窃佛像后持归礼拜供养者，则法律上网开一面，处罚大大减轻。西夏统治者为了贯彻推行佛教这一总政策，在法律上把为了供养佛像而行盗窃的罪行淡化了。西夏僧人在法律上还享有特权．有些僧人犯罪时有减免之法。在《天盛律令》中有以下规定：“诸有官人及其人之子、兄弟，另僧人、道士中赐穿黄、黑、绯、紫等人犯罪时．除十恶及杂罪中不论官者以外，犯各种杂罪时与官品当，并按应减数减罪。”1261西夏对寺庙在经济上给予很大照顾，寺院领有土地，并不纳税㈣。从黑水城文书中看到寺庙以大批粮食放高利贷、出租土地的情况，可知当时寺庙经济的特点和影响脚1。西夏佛教对世俗社会极力适应，与世俗政权紧密配合，而西夏政府对佛教及其上层也给以很高的地位，并请他们直接参与佛教的管理，这是西夏佛教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作为西夏佛教制度中最重要的佛教管理．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中央级僧署。在《天盛律令》显示的西夏政府机构中，次等司中有两个管理佛教事物的机构．即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该2005±g第8期总第252期．硅j．38门中有时又将二功德司记为在家功德司和出家功德司。而管理道教的机构仅有一个，即道教功德司[291。在西夏汉文《杂字》司分部十八中有各种司职，其中也有“功德”、“道德”。功德当为功德司的简称。西夏设功德司统管佛教，应该说是继承了唐代衣钵．而功德司又分为僧人功德司和出家功德司两种，则是西夏的新创。《天盛律令》中规定佛教两种功德司各设六位国师、二位合管。西夏国师在功德司中都任正职。两功德司同时可以有十几位正职。两功德司由政府颁发司印．为铜上镀银十五两130l。近些年来，在西夏资料中发现任功德司职务的人不少。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一译自藏文的西夏写本《胜慧到彼岸要论教学现前解庄严之注》，在经末的译者、校者题款中有：“出家功德司正定师沙门彭智满证义、出家功德司正副使沙门尼则法净文、出家功德司承旨沙门景智有与吐蕃本校。”【3l】他们的职务出家功德司正副使、承旨都与《天盛律令》所载相合。《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题款五人中有三人涉及功德司职务f32】。西夏担任功德司职务的人中。目前尚未发现俗人，可能功德司的正、副、承旨等职务概由僧人担任。佛教传人中国的早期，政府设置管理机构时，官员系由俗人任职。僧人出任的僧官，只管理僧团内部事务。随着政府对佛教关心和干预的增多，佛教对政府的服务和依赖的加强．一些被政府信任和赏识的僧人便进入了政府机构，参加全国佛教事务的管理。西夏正是这种情况。西夏僧人中的上层，与官府过从甚密，不少人居官任职，有的已经成为西夏统治阶级中的要员。(二)地方和寺院僧职。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汉文本《杂字》官位部中，有僧官、僧正、僧副、僧判、僧录等官位名称。尽管未明确其具体为哪一级僧职．但它们应不是中央级僧官．而是西夏地方或寺院中的僧职。又西夏乾桔十五年(1184)印施《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其经后仁宗御制发愿文中载有：“朕适逢本命之年，特发利生之愿。恳命国师、法师、禅师暨副、判、提点、承旨、僧录、座主、众僧等，遂乃烧施结坛，摄瓶诵咒，作广大供养，放千种施食。”1331所记副、判、提点、承旨都应是功德司内的职务，而文中的僧录、座主当是地方和寺庙的僧职。西夏寺庙中的僧职还可以从《天盛律令》中寻找到一些线索。其中有一条规定做在家僧人的程序时(相当行者)，提到“所属寺僧正、检校等当转”，“所属寺僧正、副、判、检校、行童首领、知信等”例。由此可以确知西夏寺庙中设有寺僧正、副、判、检校、行童首领、知信等职。西夏寺院中的僧职，还能从两夏的佛教碑刻和佛经款识中得到印证。西夏凉州感通塔碑西夏文、汉文碑铭中都记录了参与重修塔寺的有关人员，汉文中有寺庙提举、僧正、僧副等1351。提举当是总管、主管之职，只有特殊的大寺院才能设。《天盛律令》有严格规定：“国境内有寺院中圣容一种者．当遣常住镇守者正副二提举，此外不许寺中多遣提举。”1361西夏僧职中有“座主”．西夏文为寺庙“小监”。佛教中座主意为大众一座之主，统理一山一寺者，与上座、首座同义。在西夏文一些佛经题款中也多次出现座主田1．而座主都与译传佛经有关．或许西夏座主多为有佛学造诣的僧人。四、封号和僧官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封号和赐衣制度。唐代有大师、国师封号；宋朝废行国师的封授，但盛行大师、禅师的封赐。西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封号制度．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封号体系。《天盛律令》有皇帝、皇太子、诸王等师名：“皇帝之监承处上师、国师、德师，皇太子之师仁师，诸王之师忠师。”138]这些师号中的主要名号，如上师、国师、德师等㈣∞X《㈣《《l蹲w3㈣#Ⅵ’*帑{#洲‘州*≈”％獬礤l科”l’11eVoice ofDhal’n3a佛教文史39皆是授予高僧的名号。西夏佛教封号制度中最重要也是最高的师号是“帝师”。西夏汉文《杂字》官位第十七中列有帝师、法师、禅师．确证了西夏帝师的存在㈣。目前从新的文献资料中发现的西夏帝师已经有五位。一位是仁宗时期的贤觉帝师，名为波罗显胜。在汉藏文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汉文题款为“贤觉帝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偏袒都大提点、赐卧勒沙门波罗显胜”。不难看出他在西夏的宗教地位极高，官位也很高。所赐官位“卧勒”是皇帝以下的最高封号。相当于大国王的地位|加】。贤觉帝师名波罗显胜，不会是汉人。其撰著要经过别的高僧译成西夏文．可见他也不是党项人。因此贤觉帝师应是西夏的吐蕃族高僧。另一个帝师法名慧宣，他撰著的佛经也不少，有其题名的如《风身上人顺》中有5种要论，每一种要论的名称后都有“中国……帝师沙门慧宣”的题名1411。还有一个帝师为大乘玄密帝师。由清宫流传出来的汉文本《大乘要道密集》，内有一些文献是西夏时译传的。其中第6篇《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题款为“北山大清凉寺沙门慧忠译，中国大乘玄密帝师传，西番中国法师禅巴集”1421。大乘玄密帝师是西夏的帝师。在俄藏文献中虽未见大乘玄密帝师的题名，但有大乘玄密国师的记载。西夏文、汉文两种乾{；占二十年(1189)印施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御制发愿文中，记在大度民寺作大法会的高僧有大乘玄密国师。他后来升号帝师。在夏末、元初僧人一行编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华严忏仪)关于华严宗系谱中特别提及大夏国弘扬华严诸师，其中有真国妙觉寂照帝师、真圆真证帝师。这两位帝师中寂照曾为国师。他们在西夏华严宗中有先后的传承关系。这五位帝师证明西夏设立帝师已经制度化。这种封藏族高僧为帝师的制度对以后元朝从世祖开始各代皆封藏族僧人为帝师显然有直接影响。在中国佛教史上西夏首封帝师是值得重视的一件大事。《天盛律令》未记载帝师，所记最高师号为上师。帝师可能于西夏天盛后由上师转化而来。西藏萨迦派第三代祖师札巴坚赞(1149—1216)的弟子迥巴瓦国师觉本，曾被西夏主奉为上师。俄藏黑水城文献记有上师【431。又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永济尚师，河西人，通五学，为西夏释氏之宗，称为祖师”【删。“尚师”也即上师。西夏的“国师”不仅是西夏皇帝之师名号，还是西夏管理佛教机构两种功德司的正职。在遗存的文献记载中发现国师不少。目前共辑录到28位西夏国师，30种封号。中原地区早有国师。但西夏国师之多．在历朝国师封号中十分突出。从已知国师的传法、译经活动中已经可以了解到他们或管理佛教功德司事务，或传译佛经，或主持法事．在佛教事务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西夏社会中也有重要影响。榆林窟真义国师鲜卑智海像、黑水城出土鲜卑国师说法图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国师像。西夏还有“德师”、“大德”、“大师”、“法师”、“禅师”的称号。宋初．在官制上采取了官号与职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套官制。设官位以定爵寄禄。置职事官以掌实职。西夏吸收了这种职官制度，并有新的发展。首先是区分“有官”和“庶人”。“有官”依品级高低分为若干等级．每等各有官位名号，相当于爵位，有的名号前冠以“赐”字。此外．职事官系由政府任命的各机构中的职务。西夏有较高官职人员往往不只有一种官衔．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而其中以最后一种为实授【45]。西夏的僧官也和俗官一样．地位显赫者也被赐官位，成为“有官”人，得到这种官位者地位都很高。如帝师波罗显胜有“卧勒”官位．系西夏官位中上品封号，于臣宰封号2005年第8期总第252期．以鲁．40中为最高。另一些高僧的官位官号多为下品或末品。西夏五明显密国师、功德司正拶也啊难捺被赐予“乃将”官号，属官位中下品的第九列．地位也较俗官高。僧官担任的职务除前述佛教管理方面的功德司正、副、提点、承旨、提举、僧正、僧副、座主等以外，有的还冠有管理世俗事务的政府机构的职衔。如凉州感通塔碑所记庆寺都大勾当卧屈皆就有皇城司正、典礼司、统军司正的职称。显然这些职称都属职事官之列，但一般来说这些职称只是一种品级待遇，不是实授，而是虚衔。西夏僧官有其实际负责的职务．这种职务类似中原王朝的“差遣”．它是对某一僧官所管具体事务的任命。有的是正式的经常性职务。如凉州感通塔碑所记药乜永诠的常任职务是圣容寺感通塔两众提举，而他的临时性职务是为修感通塔而设置的庆寺监大勾当。西夏对僧人有赐衣制度。在中国佛教史上早有赐紫、赐绯制度，即对那些有学问、有德行的高僧．由政府赐给红袈裟、紫袈裟以示荣宠。西夏赐衣范围很宽，前述《天盛律令》中规定僧人、道士中赐黄、黑、绯、紫者可以减罪，其中赐黄、黑者减罪多，赐绯、紫者减罪少．可见赐黄、赐黑者地位高于赐绯、赐紫者。在题款中赐绯僧比较多见。

文章来源：《西部学刊》 网址: http://www.xbxkzzs.cn/qikandaodu/2021/0402/8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