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深刻改革，其核心是以人为本[1]。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内在”城镇化，而不仅仅是土地或户口的城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也强调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为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从农村走向城市、走向更高水平的生活创造新空间”[2]。李克强总理也指出新型城镇化不是让人们“被动上楼”，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特别是为农民转化为市民服务[3]。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有效实现须从动态或过程的视角，全面分析进城动机、进城方式和进城之后的客观与主观生活状况等“以人为本”的城市融入过程特点，这样才能从宏观或微观层面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城市服务[4]。

以往的城镇化实践和研究大多将城镇化中的人理解为被动受体的传统，是“自上而下”驱动的[5]。这样的结果是农村或农业人口仅仅是在户籍或工作上实现了“形式上”的城镇化，并未实现“人”的城镇化，他们更多是“漂”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之中[6]。“人”是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体，而流动人口又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根据城市化的移民理论，无论是农村人口进入城镇，还是农村地区变成城镇地区，这些不同来源的流动人口都是城镇化发展最基础的人口来源[7](P.12-27)。近年来，不少研究指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开始出现分化，农村青少年一代逐渐成为流动人口的主力[8]。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绝大多数并非来自农业人口，也不是农业生产中的剩余劳动力[9]。从某种程度上看，两者唯一相同的地方是他们出生或初始户籍在农村。新一代农村青少年在受教育程度、迁移动机和就业选择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显著差异。研究表明，第一代农民工进城主要是为了挣钱以抚养家庭，属于生存型的迁移；新一代的农村青少年更多是属于发展型迁移，他们进城是为了学习知识或技能、成家立业[10]。最终，他们是想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不愿再像老一辈人一样成为城市的过客。

西部民族地区①的农村青少年是该地区新型城镇化的主力军和建设者之一，同时也是未来城市的主人。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这一群体的城镇化现象既不单纯是果，也不单纯是因，而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互动性变量[11]。这一群体的城镇化有别于其他流动人口，它会成为当下整个中国城镇化变迁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仅仅只受到其他变量因素的影响。因此，相关的政策规划要具有切合他们城镇化特点的前瞻性，学术研究也要避免政策或偏见驱使下的“问题化”倾向。这些现实困扰和理论问题都需要对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青少年的城市融入过程特点进行系统分析。目前，关于这一群体的进城动机、进城方式、进城去向和进城之后的生活满意度等城市融入过程特点还缺少相关的实证资料，也未充分考虑文化属性对其城镇化过程的影响。这既不利于我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还可能造成政策和服务盲区，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11]。例如，不少地区出现的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缺失、义务教育入学困难、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与行为问题、就业与失业问题以及违法犯罪问题等[8]。

总体来看，探讨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青少年的城市融入过程特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具体而言，探究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青少年城市融入过程特点，不仅可以从学术层面更好地分析城市融入过程背景因素对其心理与行为的作用机制，也有助于在现实层面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防止可能产生的社会裂痕，提高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促进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谐和繁荣。本研究将以移民理论为基础，结合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以时间为线索系统分析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青少年的“进城动机-进城方式-进城后的生活质量”等城市融入过程特点，并藉此提出相应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研究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访谈对象来自我国新疆、西藏、贵州、云南、四川、广西、内蒙古和重庆八个西部省、市、自治区。本研究访谈青少年总人数为244名，涉及20个民族，年龄范围在7-30岁，平均年龄21.22岁(标准差3.24)，进城的平均年纪16.04(岁标准差4.63)，进城的平均时长5.37年(标准差3.98)。其中，少数民族171人，汉族73人；男性146，女性98。所有被试均实地接受访谈并自愿、匿名参加本次研究。

文章来源：《西部学刊》 网址: http://www.xbxkzzs.cn/qikandaodu/2021/0314/7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