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民族高校对外汉语教材的现状

中国西部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地大物博，文化多元，同时也是社会化程度普遍较低的地区。西方人或者出于对中国西部神秘文化的向往，或者出于中国西部自然资源的诱惑，或者出于宗教博爱精神的救助，从不同地区来到中国西部，企图满足上述目标需求。他们实现目标需求的第一个标的物就是教材。然而中国西部民族高校普遍使用的是北京语言大学主编的对外汉语教材。这套教材以汉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和社会习俗为无形文化基础，以汉族社会的物质文明为有形文化依托，对于以汉民族文化为了解对象的学习者来说，这套教材显然是本土化教材。

然而对于以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为标的，以西部民族高校为依托的学习者来说，上述教材显然在针对性上是严重错位的。这种错位导致了以下结果:第一，所学非所需。很多留学生希望通过在民族高校学习汉语从而对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有所了解，但是我们的教材不能提供所需的信息，所以绝大多数学习者是先学一年汉语再转学藏语或彝语，他们只能将汉语作为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媒介，这样无形加大了学习成本。第二，绝大多数留学生在民族高校学了两三年汉语之后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信息所知甚少，因为教材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内容。第三，西部民族高校留学生来源复杂，目的多元，对民族问题非常敏感，他们迫切需要获取有关民族问题的信息，但是由于缺乏正常的渠道，语言又不通，所以常常被利用，也常常获得虚假信息。第四，作为教师由于手中没有本土化的教材，遇到民族敏感问题只能绕道走，更加深了留学生对民族问题的误解。

鉴于此，西部民族高校对外汉语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编写一部有西部民族特色的对外汉语教材，以满足教和学的需要。而如何将民族多元文化的内容融贯在教材中，这既是教材编写的理论问题又是教材编写的实践问题。在理论上要解决初级教材课文语料超纲词的问题和中级、高级教材课文语料易读性的定量分析问题;在实践上还要解决西部民族文化的定位和民族主流文化的筛选问题。

二、教材本土化的平台——课文设计

语言教材通常由课文、词汇、句型和练习等部分组成，其中课文将词汇、句型、文化等因素融为一体，使所有的静态语言要素变为动态的具有交际意义的话语，从而实现教材的教化作用。因此课文是教材的主体，是评价一部教材是否有针对性、实用性和规范性的重要参数，也是实现教材区域特色的平台。

一本教材是否受到学习者的欢迎，课文的语言和内容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语言上看，课文与语音、词汇、语法项目关系要自然和谐，从内容上看，课文与少数民族文化要结合得分寸得当，不居高临下，不强施于人。在编写民族区域特色的课文时，主要应考虑三方面的关系:

(一)课文与民族文化词语的关系

反映民族文化和习俗的词语一般都比较生僻，比如四川美姑彝族在灵物崇拜上有“吉尔”崇拜和“布此”崇拜［6］，“吉尔”和“布此”在汉语中是相当生僻的词语。课文中如果生僻词过多会严重影响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同时也会影响课文的易读性。而西部民族特色教材是无法回避生僻词的，如何解决课文内容易读性和词语生僻性之间的矛盾，下面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控制好课文生僻词与课文长度的比例。课文中生僻词少，易读性就强，反之，学起来就困难，学习者没有成就感，影响教学进度，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课文生僻词的控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般一百字左右的课文，民族文化词控制在1至2个为宜。如:

毕摩在彝族历史上的作用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创造和规范文字，推广使用文字，规范民族习俗，创造占卜术，编制天文历法，创作彝文经典，收集整理民间文艺，发展繁荣民族文艺，规范毕摩仪式，记录彝族历史。［6］

这段话中“毕摩”是生僻词，但是由于比例控制得当，所以不影响语料的易读性，学习者通过上下文可以猜测“毕摩”的语义。反之，如果生僻词太多，就会影响学习者的兴趣。如:

彝族儿童最为喜欢的一项游戏活动叫“尔格”，一般分为技巧性的抓子和智力形式的斗子。前者分为“押钵”、 “尔作格”、 “尔比”几种。［6］

这段话不到一百字，生僻词就多达6个:尔格、抓子、斗子、押钵、尔作格、尔比，学习者完全无法利用已知的汉语知识背景激活民族文化词语的语义。

文章来源：《西部学刊》 网址: http://www.xbxkzzs.cn/qikandaodu/2020/1221/5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