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我一直关注西部，先后去过新疆、宁夏、甘肃、青海、云南、贵州、陕西等地。或是与当地剧院团合作创作剧目，前去采风搜集创作素材；或是加入“背包族”漫游远行。西部独特的历史文化，奇异的自然地貌，别样的风俗民情，质朴醇美又充满浪漫气息的少数民族生活，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不时冲撞着我的内心，唤起我的创作冲动……

著名的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最让我着迷。即便回到北京，我也经常查阅相关资料，经常沉浸在想象之中：遥远的年代，遥远的西部，驼队在夕阳中走来，马队在晨光中上路，漫漫长路之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贾，来自不同宗教国度的僧侣，也有苦守关卡的将士，有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土著居民，也有强人悍匪、江湖侠客……长路漫漫，岁月滔滔，其间有多少浪漫故事、多少生命传奇。我渴望着，梦想着有一天能把它们变成文字，呈现于舞台。

一、从丝绸之路和《丝路天歌》说起……

那一年，我和宁夏演艺集团合作了话剧《丝路天歌》，整个过程让我终生难忘。接受创作邀请之初，宁夏方面只是提出创作一部反映民族团结、展现党项羌人历史的戏，写哪一段历史、讲什么故事没有具体限定。看过若干历史资料后，我便动身前往宁夏采风。在宁夏，我看到广袤的平原、无尽的沙漠、时而湍急时而平静的黄河、雄阔绵延的贺兰山，也看到了古西夏王陵、古岩画和很多历史遗存，更有与汉文化完全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同时也了解了很多西部的历史——这历史，如一部长长的画卷徐徐展开在我面前。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在西部辽远的土地上，有过很多少数民族，也有过很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和中原文化为背景的汉民族一起书写了一段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我的思绪穿过现实，走进一个个遥远的朝代……

我要写的党项羌人最早发源于黄河源头一带，后被日益强大的吐蕃打败，被迫离开故土，颠沛流离，不断迁移，最后定居宁夏地区，这里肥美的牧场，适宜的气候使他们繁衍壮大。党项羌人建立了西夏王朝，这一王朝与宋、吐蕃、辽、金并存，直到被强悍的蒙古大军所亡。本来，在采风过程中，我形成了一个构思。在党项羌人与汉人的交往史上发生过一件大事：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曾有过一次灵州之行，在宁夏灵州城，李世民会见了西北各少数民族的众多首领，史称灵州会盟。这一盛会使战乱不断的西部边陲获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安宁。我最初的构思是正面写唐太宗的灵州会盟，但这么写很有可能是一出很常见的历史正剧，而且很容易落入陈旧的写作套路之中——无外乎写唐太宗出长安，如何渴望缔造汉与西部各族的和平，而各族首领心想不一，或愿结盟，或反对结盟；再写大唐官员意见不一，经过一些波澜一些会合，最终实现了结盟。这么写可以顺利通过完成任务，但极有可能是一部很平庸很一般化的作品。正在困惑苦恼之时，“丝绸之路”闯进了我的视野，深深地吸引了我。著名的丝绸之路以毗邻宁夏的陕西长安为起点，横跨西北数省，穿过大漠戈壁，祁连雪山，河西走廊，一直通往遥远的西方各国，纽带般联结起了东西方两大文明。而宁夏也是其中一部分，远道而来的旅人多经此去往长安，他们在这里看到了黄河和两岸的农田和生活其中的人们。

丝绸之路最鼎盛的时期是唐朝，而唐贞观年间，正是党项羌人苦苦寻找新家园的时段，党项羌人的几大部族相继归附唐朝，一些未归附的小部落也在向往着强盛的大唐。

我又进一步研究了相关史料，请教了有关专家。最后，我痛下决心彻底推翻原来的构思，另辟新路。故事仍发生在大唐贞观年间，但不正面写灵州会盟，只是以这一历史事件作为全剧的重要背景，也不正面写唐太宗及各族首领等政治家大人物，而是把写作的焦点集中到若干民间小人物身上，以行走在漫漫丝绸之路上的各色人物为主要人物形象。剧中大部分场景是风沙漫天的大漠戈壁、暴雪险峰、古堡客栈，这将是一部西部特色异常鲜明的民间传奇剧。创作就是这么神奇，“丝绸之路”这条神奇之路的“出现”，迅速打开了我的想象，也点燃了我创作的激情。我设计了一群来自不同民族、有着不同身世背景、怀有不同动机出现在“丝绸之路”上的旅人行者——他们中有苦苦寻找新家园的党项部落老首领及其儿子、女儿，有吐蕃族派往大唐的将领及其随从，有千里跋涉前往长安做生意的波斯人及其向导，还有漂泊异域、渴望返回故乡长安的汉族文人，还有契丹和汉族混血的牧羊女……一场大风沙暴让这些性格各异、信仰不同的人物意外走到了一起，由此展开了一段段曲折跌宕的故事。这些人物之间有的世代结仇怨、随时可能刀箭相向，也有相亲相爱的生死恋人，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想去长安，去大唐，只好一起上路。这既是一次朝圣之旅，也是一次归乡之旅。一路上时而是千里戈壁茫茫大漠，饥渴、酷热，干旱缺水；时而是狂风怒雪，野兽来袭；时而是荒凉古堡；时而是繁华边城。大生大死大仇大爱渐次展开，每个人都展露出不同的人性，每组人物关系都在渐渐发生变异。同遇危难、同生共死，使仇恨在消融、友爱在生长，内心对彼此仇杀的厌恶、对和平友爱的向往使他们彼此走近，终于结成兄弟，一行人走到了黄河边，走向了长安。这当然是一部表现民族团结的戏，同时，它也是一部与人性有关的戏，一部化仇为友、化恨为爱的戏，也是一部展现丝绸之路独特自然人文风采的戏。独特的内容必然要求独特的形式，在这部剧本中，我尝试了诗剧的写法，很多语言、场景是诗化的，舞台样态也是写实与写意结合、再现和表现结合的。而且，整个故事都发生在“丝绸之路”上，人物大多处于跋涉行走状态，这种写法在国内主流戏剧中还不多见。这也要求舞台呈现势必不同于传统话剧的演出样态，包括时空变化、场景迁换，都要“因戏而变”。剧作中还揉入了当时的舞蹈、民歌民谣、汉人的诗词等民族性、地域性元素，全剧因此更具历史质感和地域特色。

文章来源：《西部学刊》 网址: http://www.xbxkzzs.cn/qikandaodu/2020/0802/3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