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图书馆的现刊阅览室，面对上千种期刊，《郭沫若学刊》也许不会立刻扑入你的眼帘，因为它从封面色彩到开本装帧实在是太朴素了，但它并不普通平凡：它不仅是全世界郭沫若研究唯一的学术期刊，而且自1987年创刊30年来，经过几任主编的坚守与开拓，紧紧围绕郭沫若这面“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邓小平语）进行了多个方面的深入研究，发表了近2000篇各式各样的学术论文、作品赏析以及学术会议综述、研究资料展示等等，深受读者欢迎，更得学界首肯，取得了显著成就，不仅成为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又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也是全体编辑人员引为自豪的！

回顾30年来走过的路程，《郭沫若学刊》特别令人振奋和鼓舞的是始终坚持了“用事实说话，以真相示人”办刊方针，在某些人掀起的一波又一波攻击郭沫若的逆流中奋力拨开迷雾，锐意寻求真说，既为还原郭沫若这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邓小平语）的历史真相做出了贡献，也以自己强烈的个性色彩在众多学术期刊中独树一帜！

大致说来，《郭沫若学刊》参与了以下几场大的战斗：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1944年在重庆写的一篇学术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不久便被“当作整风文件看待”（毛泽东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印发，影响很大，意义非凡。可是郭沫若逝世不到一年，曾经得到郭沫若扶持，也承认“在现代中国学者所写的历史著作中，影响最广泛最巨大的要算《甲申三百年祭》”的姚雪垠首先发难，在接待香港《开卷》等刊访客时不点名地批评说：“我反对利用李岩的传说宣扬唯心主义……这是学风不正。”[1]95继而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为名，在北京写出了长达万言的《评〈甲申三百年祭〉》，一口咬定《甲申三百年祭》“既宣传了错误的历史知识”，又“代表”了“一种不严肃的、对历史和读者不负责任的学风”，其内容“属于空谈”，是由于“某一领导人物的一句话”才“变成了‘权威’著作”[1]138等等。姚文在上海《文汇月刊》发表后，立即受到众多学者的批驳，《文汇报》、《文学报》、《光明日报》、《读书》、《中国史研究》等相继发表了《也评〈甲申三百年祭〉》（刘弢）、《应当全面评价〈甲申三百年祭〉》（谷斯范）、《如何正确评价〈甲申三百年祭〉》（顾诚）等重要文章，肯定《甲申三百年祭》“是一部光辉的历史著作”[2]269，虽“有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一部‘发光’的有影响的历史科学著作”[3]248，指出姚文“苛于责人，暗于知己，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4]289。在1987年1月出版的《郭沫若学刊》创刊号上，则发表了四川大学教授、著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王锦厚先生的长篇论文：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风波——驳：《评〈甲申三百年祭〉》，除了对有关历史背景和《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当时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不同反应，进而说明“《甲申三百年祭》既是对《中国之命运》宣扬的思想的有力反击，又是对正在进行革命斗争的人们的警钟”[1]319，又专辟《驳姚雪垠的种种非难》一节，引用大量具体的历史事实作依据，通过“《甲申三百年祭》‘代表一种不严肃的学风’吗？”“《甲申三百年祭》‘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起码原则’吗？”和此著“是由于‘某一领导人物的一句话’才变成了权威著作的吗？”的一连串反问，对姚雪垠的责难进行了全面深入、无可分辩的批驳，从而断言：“只要不忘抗战的历史，《甲申三百年祭》就会受到重视，其影响就不会衰竭。《甲申三百年祭》将永远闪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1]336之后在1994、2004、2014年纪念《甲申三百年祭》发表50、60、70周年时，都发表了一批研究这部重要历史著作的文章，如刊于《郭沫若学刊》2004年第2期的《一篇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史学论文》（朱佳木）就从“适应了中国共产党防骄拒腐的需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和“树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典范”等方面，深刻论述了《甲申三百年祭》这部著作影响之大“绝无仅有”、“极其罕见”的原因，再次强调了《甲申三百年祭》“不愧为一篇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学术杰作”，是作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的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结果，是建立在大量的史料收集、深入的历史考证以及严谨的学术思考基础之上的，”并举实例做了说明。直到2016年第4期还发表了《夏征农和〈甲申三百年祭〉》（肖斌如）一文，详细介绍了夏征农先生1945年所写的有关《甲申论》的内容，从另一侧面印证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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